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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赌场好不好|《祖国》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大事记(上)

2020-01-11 18:28:37

永利赌场好不好|《祖国》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大事记(上)

永利赌场好不好,郑杰川 整理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再次重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进行了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刊出后,坚持“两个凡是”主张的党内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责难,企图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压制下去。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提出“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1978年3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全国科学大会定于3月18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3月8日,成立了以方毅为组长、共56人的大会领导小组,负责大会的具体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大会秘书处,负责日常会务,蒋南翔任秘书长。

3月15日、16日,各代表团到达北京。出席大会的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国防科工方面的5586名代表,其中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

1978年3月18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指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摘掉了长期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为我国科技发展扫清了障碍。方毅作了大会报告,报告分3个部分:一、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新阶段。二、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三、全党动员,大办科学。

3月24日下午,华国锋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指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的切身事业,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3月27日至30日,每天上午分组活动,交流工作经验,下午则为全体大会,由代表作大会发言。在大会发言者中,除按当时的惯例有一批领导发言外,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一批科技专家,包括物理学家周培源、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生物农学家金善宝、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大庆总地质师闵豫、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物理室主任陈篪、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孙家栋等。

1978年3月31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和授奖仪式,大会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75项优秀科研成果。大会闭幕前,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用诗人的语言宣布:“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女)、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1982年8月30日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予以通过)。

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纪委书记、常务书记、副书记、常委和委员。

改革最先从农村突破

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是指在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村改变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方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进而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生活水平较迅速地得到提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共中央高层就开始酝酿实行改革并进行了试点。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等领导人就根据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任务。如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其中虽然说“不许包产到户”,但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管理方式。这也是一次思想解放,毕竟比过去实行的那种“集中劳动”、“平均分配”等管理方式前进了一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越来越显示出其严重的弊端。由于公社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从1979年前后,一些县社开始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试点并取得经验。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取得突破的,这个伟大的改革,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建立经济特区

建立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提出要发挥广东的优势,邓小平对此表示支持。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并指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派出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与两省领导共同研究办特区的问题。考察组经过调查研究,确认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两省报告中所提的“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出口特区”成为特区的最初称呼。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会议同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特区”。同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中央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在海南建立特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特区建设的又一伟大实践。1980年6月和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和《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确定对海南实行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1990年4月,党中央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实践证明,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不仅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而且在推进对外开放,引进境外资金、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发挥了窗口作用、试验作用和排头兵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经验,借鉴部分外国资本主义经验结合而成的新时代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的体系理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今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它准确地界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保证了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1979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是中央文献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的提法。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6年后,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昭示着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崭新时代的到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初提出,到最后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中间经历了鲜为人知的波折。

“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部署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具体为: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目前第一步目标、第二目标已实现。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再次重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第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生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第四,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一个时期以来经常困扰着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个谈话已经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封篇之作,成为他对后世的政治交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既无理论支撑,也没有成功的先例。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有机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1978年,中国提出改革开放,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并不是很清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通过艰辛的实践探索逐步明确的。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1979年11月,邓小平率先发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疑问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从党的十二大正式使用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认为计划和市场作用的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不再使用“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到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探索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和成熟。

确立依法治国方略

全面依法治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49年,随着三座大山被推翻,旧法统被废除,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开始起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并制定通过了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的法律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掀开了新的篇章。党领导人民加强立法,制定了多部法律,构建起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这些实践和探索,打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坚实基础。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了全面规划部署。五年来的法治建设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立案登记制、巡回法庭、跨区域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设立和探索等过去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盼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重大法治改革事项做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启了新征程。在深入总结长期以来特别是五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把全面依法治国列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重要基本内容之一。

全面依法治国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长远设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的迫切需要。在新时代,我们要奋力推进“四个伟大”。其中,“伟大斗争”需要遵循法治轨道、依靠法治保障,“伟大工程”需要国法和党纪紧密衔接、有力配合,“伟大事业”内含着法治事业、需要法治强有力支持,“伟大梦想”内含着民主中国、法治中国的梦想。这些说明,只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才能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确立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基本国策,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策,把我国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高度,形成了我们党对教育和科技事业认识的新境界。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他提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战略决策,是依靠教育发展科技和依靠科技进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全面而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立了我国中长期教育发展目标和改革的总体思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首次被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7年9月12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再一次向全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刚落幕,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向中外记者郑重地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会后,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朱镕基总理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任副组长。同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再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总动员令。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而奋斗。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陡然加速后第一次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危机。面对这一来自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冷静应对。危机发生前,未雨绸缪,及早部署经济风险防范工作;危机发生后,在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高瞻远瞩谋划长远发展战略,将短期防范性策略与长期战略规划结合起来,在增强我国经济防范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也标志着中国在经过了15年的歧视待遇之后,终于有了享受与其他世贸成员同等待遇的权利。

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来说,有了中国的加入,将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而对于中国来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的经济体制将更加符合通行的国际规则,大大改善产业形态和投资环境,将巨大的市场潜力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从而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商机。这无疑是一件中国与世界实现共赢的大好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迈向新世纪的宣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具体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成为指引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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